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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SCI至上”只是结果,而非原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生态学时空(ID: Ecology_World),作者:将相和2019

我从来不认为SCI一无是处,相反,我们大多数科研人员应该感谢它。中国科研评价体系中的的问题,不是破四唯,破SCI至上,而是打破特权、消除歧视。

近日,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发文,为了“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要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营造高校良好创新环境,加快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并推出一系列破四唯落实措施。这一重大变化引发了科研人员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任何只破不立的主张,如果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无法真正执行下去,或者会死灰复燃,换一种方式再次出现。

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说,要破除论文“SCI至上”,不用SCI论文来作为学术水平和贡献的评价指标,那究竟什么评价方式才是合适的呢?这虽然一直是个谜题,但也不一定完全无解,也许我们更应该寻找出现SCI至上的根源是什么。我认为,我们目前科学评价体系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SCI至上造成的,这本身也只是中间结果,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是伴随着SCI长大的一代,不妨先带着大家来看一下我对这个评价指标的体验。

我最早知道SCI,是在80年代末读大学本科的时候。那时,我鬼使神差地选修了一门课《情报计量学》,课程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解析科技引文索引是如何进行的。而当时在全国除了南京大学,也没有几所高校会关注SCI这个指标,而我恰好就是这所高校的学生。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用全英文写作的。南京大学的老师需要SCI论文,于是导师就建议我投SCI期刊。文章是写出来了,投稿也投了。我的导师是留日的,日语很好,但英语有些困难。我毕业之后,导师没有妥善处理稿件的修改意见,文章最后没有发表。好歹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投稿SCI的,可惜那时我并没有真正学会如何撰写SCI论文。

真正开始钻研SCI论文,那是八年后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了。此时国人对于SCI论文的关注已是空前高涨。但我不得不说,也就是因为当时对SCI的关注,才开始了中国科学研究真正与国际真正接轨。

实际上,在这之前,我已经用中文发表了多篇科研论文了,但是我并没有真正明白如何做科学研究、如何做学问,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科学问题,也不知道什么叫科研假设。写文章完全是一种套路化的劳动,只要按照一篇范文的模式,将文字写出来,数据用图表呈现出来就可以了。

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我不得已要撰写SCI论文。但也就是因为这种不得已,才让我明白了,如何寻找科学问题,如何提出科研假设,又如何用通俗、严谨的文字表达自己的发现和观点,同时在与审稿人斗智斗勇的“诡辩”中学会如何进行理性辩论。这些只有亲身体会才能懂。所以,到现在我还坚持认为,作为一名博士候选人,如果无法在自己所属的专业SCI刊物上发表文章,其实是没有底气的。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用SCI论文作为一种学术评价工具,对于打破当时旧势力所形成的圈子文化,是大有裨益的。

当时的SCI犹如一缕清风吹拂着中国科研界,为急于拥抱现代科技的中国一剂强心剂,特别是为刚涉足科研领域的年轻人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任何人都可以在国际杂志的领域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普通研究人员也可以不再受制于当时严重的关系网,使自己的学术成果得到更公平的评价。

SCI打破了当时学术界固有的藩篱,重新进行了洗牌,消除了一些旧势力特权和对年轻人的歧视(因为年轻人在撰写SCI论文上,可能比年长者更胜一筹),对于中国科学研究走出国门、进入世界是有很大帮助的。

所以,SCI在当时中国科研界的历史贡献是非常突出的,打破了当时特权阶层,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歧视。但遗憾的是,营造特权阶层,产生歧视的根源还在,那现在的表现就是对研究机构的繁琐评估和人才帽子的优先待遇

在我们的科研管理中,对于研究机构,有各种各样的评估,什么双一流建设、双万计划,硕士点/博士点设立;还有各种奖励计划,有国家级的,有省部级的。通过这样的评估,将研究机构分成三六九等。如果入选,就拥有了许多特权;有了这些特权,在许多方面就顺利得多,获得的利益也多。

每一次评估都来得轰轰烈烈,都是兴师动众。科研机构为了获得更高的等级,不得不整天忙于应付各种考核和评估,苦不堪言。在这些评估中,SCI获得了青睐,某些指标成为入选范围的门槛。于是,研究机构就只好将任务层层下放,让大家拼命撰写SCI论文,所以造就了“SCI至上”的结果。最后科研机构的工作重点,主要就是生硬地完成各种指标。

最滑稽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都一刀切地要求写SCI论文。医生能看好病、能动手术、能解决疑难杂症还不够么?一位教师上课,选课名额一票难求还不行么?

在这些指标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指标,那就是对各种人才数量的需求,甚至成为某些评估和奖励的入场券。于是,各研究机构争相抢夺各种有帽子的人才,甚至不惜相互挖竞争对手的墙角,完全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人才争夺战。

表面上看,似乎是重视人才,实际上只是为了找些帽子来撑门面——这毕竟是比自己培养人才更快速的策略——甚至引进了多少人也是一个评价指标。其实,作为高校这样培养人才的机构来说,不应该是你引进了多少人,而是你们培养了多少杰出人才。

再看各种人才评选计划,也是花样繁多,参选资格设立了各种限制。这些限制看上去是条件,但其实是歧视性政策,让科研人员无法进行公平竞争。

我前面一直在说歧视,那么什么叫歧视?歧视就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成员,仅仅由于其身份或者归类而非个人特质,给予不同的对待。最糟糕的是,有些状况你是无法选择的,你也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一状况,比如年龄、性别和学历。

而在我们的这些人才评选标准中,就有许多这样的歧视性条款。比如,有些计划不能超过多少年龄。对于科研人员来说,4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但由于年龄的歧视,是否获得杰青的帽子那是有天壤之别的,大量没有获得帽子的研究人员基本上这一辈子是一眼望到底了,自己所在的单位不重视,跳槽也缺少资本,转行年龄太大,那就只好混日子了。

一方面我们在说缺人才,另一方面却这样将大量的人才浪费掉。还有些人才计划需要国外的学历和学位。当然,你可以说一个洋文凭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但到了一定年龄的人,那就很难通过个人努力达到了,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这个标准的合理性在哪里?那么,为了消除这些差距,有些年轻的土博士们就只能通过发表更多的SCI论文来维持自己的职位,这进一步推动了“SCI至上”的风气。

其实,一个高校究竟怎么样,一个专业究竟如何,难道高校自己不明白吗?一个人是否优秀,难道同行不清楚吗?试想,如果我们能借鉴一些科研管理体制相对成熟国家的管理模式,取消这样的评估和人才评定,不要再将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分成三六九等区别对待,那样才可能从根源上消除各种“至上”,各种“唯”。

没有了繁琐的评估,各研究机构也就不会到处抢那些人才帽子了,就没有了“唯帽子”;没有了对帽子的追求,也就不会“唯文凭”“唯论文”了,学校和家长也就不会再“唯分数”“唯升学”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SCI这个曾经在中国科研历史上帮助消灭特权和歧视的先锋,随着时代的发展,又成了营造特权的帮凶,而对人才的歧视又变换了一种方式再次出现。所以,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打破特权、消除歧视才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SCI至上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生态学时空(ID: Ecology_World),作者:将相和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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