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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排外主义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奈杰尔·克利夫,翻译:陆大鹏,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要理解今日美国,不妨追溯19世纪中叶。南北战争之前,美国还在努力面对奴隶制的原罪时,全国范围掀起了反移民浪潮,扰乱了正常的政治。

美国一直是移民国家。但在19世纪40年代,三件大事令美国的移民潮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逃避土豆饥荒的爱尔兰人大批渡过大西洋;德意志人逃避工业和农业问题,前往美国;很多国家的政治异见分子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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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进入美国的移民

考虑到当时美国的人口体量,这种移民潮的确史无前例。19世纪30年代,纽约市的人口稳步增长到20万。40年代末,每年都有20万移民搭乘超过2000艘拥挤船只抵达纽约港。仅在1849年5月的一天,就有52艘船抵达纽约,送来6350名新移民。在人潮的重压下,旧码头摇摇欲坠,甚至坍塌到水里。

移民,再加上工业机械化,引发了令人不知所措、扰乱现存秩序的的大变革。把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在当时还不可行,也没有这个需求,因为有大量劳动力涌入美国。

成衣工业满足了日渐增长的中产阶级对物美价廉服装的需求,所以该行业是当时欣欣向荣的制造行业之一。在1853年之前的十二年里,纽约服装批发市场的价值翻了七倍。此时爱尔兰人、德意志人和犹太人主宰着庞大的机械化服装厂。有一家服装厂雇用了超过2000工人,几乎全是移民。

仅仅在十到二十年前,服装制造业还是自给自足的手工匠人的天地。而此时大多数手工匠人被移民和机器取代。勉力支撑的手工匠人不得不忍受更久的工作时间、更低的薪酬,并敏锐地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直线下降。全市的工资水平猛跌,成千上万人坠落到贫困线以下。很多人因为失去了体面而稳定的生活而怒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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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漫画描写移民抢夺美国人工作

19世纪40年代末,大多数新移民(每年10万人)是穷苦的爱尔兰人。乘坐所谓“棺材船”(这个名字恰如其分)来到美国的爱尔兰人跌跌撞撞地上陆之后,往往会被爱尔兰老移民带到肮脏的寄宿公寓,在那里遭到抢劫,然后被赶出去;或者老移民向新移民兜售假的去内陆的火车票和船票。

有的新移民在码头附近的造船厂、铸铁厂、屠宰场和纺织厂打零工,但很多人沦落到臭名昭著的五点镇那样的贫民窟。五点镇距离市政厅只有几个街区,是好几条小巷的交界点,街上堆积的人畜粪尿和工业垃圾足有脚踝那么高。这个贫民窟原本是一个塞满有毒废物的池塘,所以整个贫民窟的地基缓缓下沉。每一栋腐烂的木板房内都挤了数十人。

贫民窟的很多居民虽贫穷却是正经人,不过这里也有很多强盗、娼妓、赌徒和酒鬼。原本体体面面的爱尔兰乡下人在贫民窟里发生的变化让美国人惴惴不安,无论这种偏见是否公正。传奇的边疆开拓者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说:“在我的家乡,爱尔兰人是一流的绅士;但这里的爱尔兰人还不如野蛮人;他们丑恶堕落,甚至配不上地狱厨房。”

美国人常常对爱尔兰人有一种特殊的亲缘感。爱尔兰人曾为美国独立战争喝彩,也和美国人一样经受过英国的暴政。爱尔兰人拿着低廉的工资,辛辛苦苦地为美国建设运河和铁路。但爱尔兰人惯于抱团取暖,互相保护,并且参与激进政治,这让美国人普遍不喜欢。

爱尔兰新移民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很多本土美国人,尤其是工人,因此失去了工作,所以他们非常怨恨新移民。他们嘲笑爱尔兰移民的风俗习惯,贬斥他们是游手好闲的饭桶,说他们下了移民船之后就把自己的最后一个铜板用于酗酒,他们很快就挤满了济贫院和监狱。很多商店橱窗和工厂大门的招聘广告上写着“不招爱尔兰人”,就像拒绝自由黑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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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研究纽约下层生活的城市地理学家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概括了当时美国人的普遍惊慌感。他写道,移民是“一种宏大的道德现象,其规模令人心惊胆战”。他战栗地表示,移民是“一种糟糕的食料,任何国家都难以消化:如此严重的道德和身体的龌龊与腐化……聚集在一处,在瘟疫横行、恶臭不堪的气氛里,如某种可憎的爬行动物般扭曲蠕动”。

爱尔兰新移民其实并不比更早的移民更穷,技术水平也并不比他们差,但爱尔兰新移民有一个特殊之处:他们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美国排外主义者,即号称捍卫本土美国人权益的活动家,据此编造了很多阴谋论,并以口口相传和印刷招贴的手段(就像今天的某些极端主义网站)传播。

阴谋论者说,爱尔兰人效忠于外国权贵,即教皇;教皇亲自挑选爱尔兰人当主教,以此控制爱尔兰人的思想。爱尔兰人都臣服于罗马天主教会,而教会在阴谋控制美国,威胁美国(也就是说,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生活方式。在最狂热的排外主义者眼里,每个下船踏上美国土地的天主教徒都是魔鬼的爪牙。“有史可查的第一个外国人就是魔鬼,他从地狱移民到伊甸园,就这样给世界带来了毁灭和苦难,”一份叫做《黄花与本土鲜花》的报纸的创刊号的一篇文章《我们会让整个罗马嚎叫》这样写道。

书面宣传很快拓展到图书。廉价印刷的图书“揭露”教皇是敌基督,罗马天主教会是巴比伦的娼妇。虚构的回忆录“揭露”修道院的荒淫生活。这种类型图书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玛丽亚·蒙克的恐怖揭露》。这是本低级下流的垃圾,里面满是鞭笞、神父与修女通奸和杀婴等哗众取宠的情节。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假新闻,就像唐纳德·特朗普不遗余力传播的那种虽然已经被证伪但仍然流传的说法,即贝拉克·奥巴马不是出生于美国,并且他是穆斯林。和今天一样,当年那些乌七八糟的下流图书和小报也吵吵嚷嚷地谴责主流媒体不讲实话、企图掩盖自己炮制的假故事。

不可避免地,街头群众开始响应拿起武器的呼吁。排外主义者在爱尔兰人聚居区搭建讲坛(有时得到新教牧师的支持),辱骂天主教会。匪帮袭击天主教堂,用石块攻击主教住宅和修道院。不足为奇的是,爱尔兰人以牙还牙,组成了一些令人生畏的帮派,比如“死兔帮”(Dead Rabbits),他们是最嗜血的本土帮派“包厘帮”(Bowery Boys)的不共戴天之敌。死兔帮参加斗殴的时候挥舞他们的吉祥物,即一只穿刺在长枪上的兔子。这就让批评者有更多理由抨击他们。

起初排外主义是一种秘密的地下运动,因为它的观点超出了社会主流允许的范围。但它的影响力很快扩展到纽约之外。早期的两个秘密社团,“联合美国人社”(The Order of United Americans)和“星条旗社”(Order of the Star-Spangled Banner)于19世纪50年代初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地下组织,在美国北部各州生根发芽。如果外人问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他们的统一回答是:“我一无所知。”敌对者将他们称为“一无所知党”,这个名字不胫而走。

随着反移民情绪愈演愈烈,“一无所知党”不再躲躲藏藏,而成为羽翼丰满的政治运动。1854年,他们在新英格兰获得很大势力,其成员当选为费城市长和华盛顿市长,影响力一直延伸到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建立了“一无所知党”的分舵,专门反对华人移民。没过多久,芝加哥选举了一个“一无所知”分子为市长,他禁止移民担任公职。“一无所知党”还进入美国众议院,其中一名成员甚至成为众议院议长。

赢得这些胜利之后,“一无所知党”于1855年以“美国人党”的名义开始踏入全国政坛。一年时间,该党成员就从5万人猛增到100万以上。就像唐纳德·特朗普让共和党措手不及一样,美国人党取得成功的关键是,群众普遍对主流政党无力应对当时的主要问题(主要是移民、奴隶制和戒酒运动)感到愤怒。随着旧的党派体系崩溃,“一无所知党”吸引到大量举棋不定的选民的注意力。他们甚至吸引到很多德裔和英裔新教徒,这些人自己也是移民,但害怕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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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所知党”坚决反对那些地位稳固的传统精英和专家,把国家遇到的困难归咎于他们。“一无所知党”自称民粹主义者,想要打倒自私自利的律师和富商,去照顾劳苦大众。在全国各地,“一无所知党”品牌的糖果、茶叶和牙签卖得极火。驿站马车和船舶也用“一无所知”运动的名字来命名。

在有些地方,“一无所知党”主宰的地方政府不局限于诽谤政敌,而是采取激进的进步措施。在马萨诸塞州,“一无所知党”控制着400个州议会席位当中的397个。他们立法保护妇女和工人权益,反对奴隶制,让政府出资为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加大对图书馆和盲人学校的资金投入,开办少年犯教养学校。但这些立法者当中只有35人有担任公职的经验,他们的外行导致预算飙升到失控的地步。

新立法要求公立学校的学生每天阅读新教《圣经》,希望借此促使天主教徒儿童皈依。新立法查禁了爱尔兰人的民兵组织,罢免州一级公职人员中的天主教徒,以新教徒取而代之。新立法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天主教修道院,企图证明修道院是罪恶渊薮。报界很快发现,该委员会的主要推动者竟然贪污公款去嫖娼。下一次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一无所知党”议员与其他党议员的比例与之前相比完全颠倒了。

虽然出了这些尴尬事(或者更可能是恰恰因为这些尴尬事),“一无所知”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1855年,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市长竞选导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发生暴力冲突,22名示威者丧生。在缅因州,“一无所知”分子对一名天主教神父处以私刑,剥光他的衣服,在他身上涂满焦油然后粘上羽毛,并烧毁了一座天主教堂。

区区十年之内,“一无所知党”从矢口否认自己的存在,发展到在全国范围飞扬跋扈。他们自称代表真正的美国,即白人新教徒的美国。他们相信这才是美国的精髓。来自爱尔兰南方的移民开始觉得,他们逃脱了爱尔兰本土的新教徒偏见,到了美国却迎头撞上同样的偏见。但“一无所知”运动来得快,消失得也快,因为决定美国政治的主要话题不再是移民,而是奴隶制。一直到内战爆发,某些主张蓄奴的“一无所知”分子仍然在地方和州一级担任公职,但大多数“一无所知”分子反对奴隶制,于是加入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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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林肯(1809年2月12日—1865年4月15日,第十六任美国总统)

林肯在政治生涯的早期小心地避免谴责“一无所知党”,因为他需要组建反对奴隶制的联盟。他从来没有公开攻击过“一无所知”运动,但在1855年写道:

“我不是‘一无所知’分子,这一点确凿无疑。我怎么可能是呢?反对压迫黑人的人,怎么可能支持贬抑整个阶层的白人呢?在我看来,我们的道德败坏发展得相当快。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当初宣布‘人人生而平等’。而我们现在说的却差不多是:‘人人生而平等,除了黑人’。如果 ‘一无所知党’掌了权,他们就会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除了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宁愿移民到某个不假装热爱自由的国家,比如俄国。那里的暴政是纯粹的暴政,没有混入虚伪。”

至少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说唐纳德·特朗普虚伪。作为总统候选人和现任总统,他从不掩饰自己佩服普京风格的强硬的专制统治。和“一无所知党”一样,特朗普标榜自己是本土美国人的捍卫者,反对移民。不过他的目标不是爱尔兰人,而是穆斯林。和“一无所知党”一样,特朗普自称发现了一个真实的问题:全球化和科技的浪潮侵蚀了美国工人阶级。他用民粹主义的言辞、蛊惑人心煽动暴力和权力的刺激感来获取支持。

特朗普是“一无所知党”想要但从来没拥有过的那种总统。和他的前辈一样,他也把一种曾属于边缘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主流。他的共和党很可能变成21世纪的“一无所知党”。如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是,“一无所知党”当初失败的地方,特朗普能不能成功。美国是否能建立高墙,把世界拦在外面;或者按照已故约翰·麦凯恩生前写的信的说法,美国能否再次认可自己是一个建立在理想(而非血统和土地)之上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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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凯恩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知道,美国表现最精彩的时候往往是受到挑战的时候。冷战期间,面对苏俄的意识形态考验,美国发展出了繁荣的中产阶级,用社会保障体系保护工人,投资于未来的发展,并重新确认法治。美国赢得了冷战,不仅仅因为它的经济体制更优越,也因为它的理想纵有千般不是,仍然更恒久。

没了竞争对手,美国松懈了自己的纪律,被不同版本的身份认同政治撕扯得不知所措。和过去一样,美国的主导原则——自由,被拉扯到两个相反的方向:自由是包容,自由也是保护主义。在美国故事的一个版本里,移民对国家福祉和国家认同有贡献;在别的版本里,移民是美国的敌人。

在19世纪中叶,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是全世界穷人和被迫害民族的避难所。美国因此经历了独特的大规模动荡。今天,全球化的代价已经把排外主义扩大到更广泛的范围。所以,美国如何应对全球化劳动力流动和自动化,会影响我们所有人。不仅是美国的政策,还有它的公共话语的论调,都会影响我们所有人。

未来会不会出现更重大的事件,让美国人转移注意力呢,就像当年奴隶制问题让“一无所知”运动的种族和宗教政治(以及他们粗鄙的口号、疯狂的阴谋论和任性的业余主义)变得不那么重要?会不会出现一位有才华的政治家,就像林肯那样,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了新的理想而奋斗?

无论如何,“一无所知”运动闪电般崛起又迅速垮台的教训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办法妥善地组织建立在更伟大原则之上的国家。那些伟大原则虽然经常遭到违背,但它们始终存在,等待人们重新举起它们的大旗。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奈杰尔·克利夫,翻译:陆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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